「我討厭政治」與「我讀得書少」

本來也不想在音樂園地談歌手的政治取向，
但有時政治就在生活中，沒有逃避的空間，就唯有正視面對。
香港樂壇近年多了一種新題材，是寫社會現象的歌曲，
不再一味談情說愛，就擴闊視野展現人文關懷，
從周博賢與謝安琪的企劃開始，直到現在廣及不同的流行歌手，
只是唱得出要做得到，才是言行一致，否則就讓人懷疑歌者有多真誠。

沒錯，歌手不必一定與政治掛鈎，沒有要求每位都是張懸或黃耀明，
當好歌手的本份是灌錄每張好的專輯，準備每個好的現場表演。
聽歌不必背上重擔，唱歌亦不是神聖任務，特別是流行曲。
只是有時言論確會影響一個藝人自身的形象，
也許現在不再有公關包裝，潮流是「想說就說，想做就做」，
在應對緋聞或人身攻擊時，或可一兩句花言巧語含糊帶過，
當面臨大是大非之事時，沒有清晰的定位，就會容易被界定為無知、沒有獨立思考。

早於兩年前，王菀之已是前車可鑑。
「我討厭政治」作為免除一切衝突的工具，就是擺出一副不感興趣的姿態，
拒絕去認識，關上大門甘願並樂於並自豪於自己不懂的事。
在此之前，王菀之的唱作實力早被肯定，水百合演唱會有口碑有話題，
在此之後，王菀之進一步入屋拍戲拍劇，但真正聽她歌曲的樂迷已然失望，
不純因歌曲變得不濟，而是自覺或懷疑當初聽到的那個有氣質有格調的她，只是一場美好的投射。

當然，歌曲好壞不在乎於歌者品格或立場，
但所唱歌曲內容與訊息的傳達，會受到歌手的一言一行所影響。
王菀之一事可能只是公關工程的災難。，
RubberBand 參演去年七一維穩騷，才是與其一向歌路抵觸的重災區，
樂迷突然驚覺其變質，而代表覺醒的《睜開眼》只是一年之前推出的作品，
這樣自相矛盾的行為，讓RubberBand面臨重點聽眾的流失，
在檢討整頓後，今年的《Frank》似乎就是誠實的回應，
也許經此一役，RubberBand 在選擇工作時 (廣告/音樂會等)，都會份外謹慎，
亦一如意料，他們推辭了今年澳門五一音樂會，證明他們依然如一，態度不變。

自從梁振英上台後，在各行各業滲透維穩的工作不遺餘力，流行樂壇自亦不例外，
「家是香港」標記隨處可見，自亦需要一首有份量的主題曲，
於是就誕生了兩代歌王的合唱 – 張學友與陳奕迅的《同舟之情》，
在電台電視台日夜轟炸，作為名副其實的洗腦歌，
當中一句「人間的恩怨幾許已淡忘」竟然在英文字幕譯作 “Forget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在主流媒體宣揚只要有中央，不需再記得對錯的訊息。
同一年內，陳奕迅找了MastaMic合唱《主旋律》，林夕亦為他填寫了《斯德哥爾摩情人》，
是隱諱的對抗嗎? 這並沒有答案，但再次證明政治找上流行音樂，並不是一朝一夕。

G.E.M. 曾高聲呼喊《What have you done?》關心受邊緣化的基層，
又炮轟903黑箱作業，其敢言作風卻在政治上成了為特首護航的「加油論」，
對商業機構嚴厲斥責，對政府管治卻是雙重標準，
這亦難怪她，要鋪路到內地參選《我是歌手》，都要有迎合內地的一套。
國內十三億人的市場，與香港逐漸萎縮到荼靡的一小塊相比，
若有野心開展事業，著實該向前者進發，
但就別再責怪後者再沒有容下其發展的空間。

到2014年，維穩之手伸向了規模重新擴大的華納(香港)。
先有官恩娜要包容中國人，後有周柏豪自認讀書少不懂政治，
Ella還可說是情有可原，畢竟她並未全然了解「蝗蟲」所指，
而且確實並非所有內地遊客都有同等行為，
但周柏豪的態度實在難以令人想像，這是曾經唱過周博賢《傑出青年》的周柏豪。

林夕都曾在歌詞中填過，讀得書少，不代表常識少，亦不代表不懂道理天條，
寫過無數個人感性文章的「大文豪」，一提到政治就變無言，
正正就是「必要的沉默」最佳例子。
而既然周柏豪在出席維穩上依然抱持「必要的沉默」，
那恕本人在聽音樂的路途上，不能再當周柏豪的同行者。
就放長兩眼看，到底真理在誰。